9月28-29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2009年学术年会在昆明召开。本次年会基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开放30年发展，就教育理念、教育体制、高教结构、教育质量与评估、学科专业建设、高教强国的进一步创新进行了理论与实践探讨。我院潘懋元先生、刘海峰院长、谢作栩教授及博士后研究人员王连森参加了会议。
潘懋元先生作了题为《高等教育发展：数量增长与质量提高》的专题报告。在报告中，先生在回顾和放眼20世纪、21世纪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及走势基础上，评价和展望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过去与未来。他指出，20世纪是世界高等教育数量增长时期，而21世纪将是世界高等教育质量提高的时期。中国高等教育“数量增长”起步较晚而速度更快，“质量提高”正在探索之中。在新中国第三个30年，至少是2020年之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各项工作，将围绕质量提高与保障展开。高等教育质量提高与保障，必须解决“质量的指向是什么”、“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的认识问题――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应当树立多样化质量观，要制定多样化的培养目标和规格，使用多样化的课程、教材、教学方法，组织多样化的师资队伍；尽管评估工作有利于高等教育质量提高与保障，但它既不是主要的，更不是唯一的因素。提高与保障质量，主要应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下功夫，通过学生、教师、办学条件、管理等教学过程诸要素的优化来实现。
刘海峰教授针对一直以来人们关于“高等教育学是一门学科吗”、“高等教育研究可以称为‘学’吗”的疑问，作了《高等教育学：在学科与领域之间》的大会发言。报告回顾了关于高等教育研究的学科与领域之争，梳理了高等教育研究从问题、领域到学科的异同和发展，辨析了中国语境下的“学”与“学科”。他指出，中国人向来有称学的习惯，往往将较重要的、研究得较多的对象称之为“学”，但其在英语中对应的是“研究”（study）而非“学科”（discipline），更不是“科学”（-ology）的概念。另外，中国与西方对学科和高等教育研究的看法不同还与思维方式的差异有关――中国人相对重体系的建构和概念的阐释，重思辨，重宏观；西方人相对重问题的研究和原因的分析，重实证，重微观。因此，高等教育研究在西方历来被看作“问题研究”，至今未形成高等教育学科，而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则具有学科指向的特点，体现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本土化特点。将高等教育学认定为学科，并不排斥它同时也是一个开放的研究领域，或者说是一个适用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的领域。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者应增强使命感与紧迫感，促使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更加理性和自觉，进而建立一个更为开放自主的高等教育学科体系，逐步形成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学科理论学派――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国学派。
谢作栩教授向会议提交了题为《我国不同社会阶层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分析》的论文，从家庭所处社会阶层、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方面探讨了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异。论文通过调查显示，不同社会阶层少数民族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学校层次类型有显著差异；在一般公办本科院校中，少数民族的社会阶层差异最小；在公办高职高专院校中，学生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差异最小；家庭收入高低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是否进入民办高校就读有一定影响。博士后研究人员王连森在会议自由发言阶段，就引起会场热议的“谁是大学的主人”论题发表了自己的产权经济学观点：凡是往大学里投入了物力资源和/或人力资源因而拥有大学“所有权”进而“控制权”的人，诸如拨款者、投资者、捐赠者、教师、学生等等，都应当被视为大学的主人。但，这只是应然的“大学主人”的认定，实然的“大学主人”的确立则主要取决于各方力量的博弈。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原名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下属二级学会，创建于1992年12月，是一个以高等教育理论和应用研究为主要任务的全国性研究团体。专业委员会自创建以来，为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建设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潘懋元先生是该专业委员会前理事长、终身名誉理事长，刘海峰教授是该专业委员会的副理事长，我院是该专业委员会的副理事长单位。

（王连森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