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序

刘海峰


温故可以知新，鉴往可以知来。当一门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进行自身学术史的回顾便显得必要。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学科进入一个较高发展阶段的情况下，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作一回眸，既有丰富的内容，又有重要的意义。
鲁迅在《呐喊》中说过：“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一门学科的形成也与此类似：世上本无所谓学，研究的人多了，便成了学。中国人向来有称学的习惯，往往将较重要的、研究得较多的对象称之为学，如古代研究《文选》有选学、研究《红楼梦》有红学、研究朱熹有朱子学，还有策学、汉学、宋学、闽学、关学、科举学之类。与西方语境不同，由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特性，中国人比西方更常使用“学”的概念，包括学科的概念。西方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研究对象，在中文里头就可以称之为学科。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从1984年以后，形成了高等教育学，这是适应中国国情和语文习惯的结果，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
当然，中国的高等教育学也经历了从一般的高等教育研究到高等教育学理论构建的过程。在高等教育学科形成以前，早就存在一般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研究。我于1984年硕士毕业到厦门大学高教所工作后，第一项研究任务便是协同潘懋元先生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看到了不少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的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当时《中华教育界》、《教育杂志》、《东方杂志》等刊物上不时有水平相当高的论文，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完全属于高教研究的范围，如庄启1912年发表的《论大学学位及学凭之颁给》、沈步洲1913年发表的《大学课程刍议》等。至于蔡元培的一些论文和演说，现今从事高教研究的学者一般都了解一些。而且，与其他许多国家类似，早期的高等教育研究往往发端于大学院校史研究，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研究有不少是很有分量的高等教育史研究。
由于当代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有些方面实际上只是回归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的体制，因此民国时期一些高教研究论文从现在看来也还有价值，而且水平甚至不亚于当今许多高教研究论文。但这些研究毕竟不够系统，只有正式提出高等教育学的概念以后，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才走向理论化和系统化，并促使研究出现飞跃。对中国高等教育从一般研究发展到高等教育学科形成的历史进行回顾与总结，很有价值，也很有难度，需要一定的学术勇气和甘坐冷板凳的毅力。
中国优秀的学者向来有潜心治学的传统。在当前整个学术界较为浮躁的情况下，提倡严谨治学，力戒浮躁尤有必要。受整个大环境的影响和大学及研究机构某些评价考核办法的诱导，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学者心态不够沉稳，急于求成，力图短平快地出成果。而随着中国大陆学者尤其是大学教师待遇的提高，社会各界对学者的期盼和道德要求比过去更高了，但遗憾的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却比过去更为浮躁、更为急功近利，所以才有“跑学问”和“炒学问”的说法。当今确实应提倡冷板凳精神，使学者真正将主要时间在书桌前坐下来，认真读书，多读慎思。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研究问题，李均博士敢于将其选为博士学位论文，具有相当的勇气和思想准备。因为要较好地完成这一研究任务，既要向当代一些学者作调查，也需整理书信档案等“古董”，还要善于取精用宏地驾驭千头万绪的资料。其中最难的可能还是甘于寂寞，钻入这年头很少有人光顾的过刊阅览室和老书库，静下心来披阅史料。
动静分明的学者应该“静如处子，动如脱兔”。从前的学者坐而论道的多，身体力行者少；现在的学者四处行走的多，静心治学者少。宁静可以致远，专注方能成学。不颠沛流离，不为外物所动，坐得下来，这是身体上的宁静。但对一位学者来说，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宁静。因为静水深流，寂然凝虑、思接千载，较可能产生出深刻的思想。身处繁华喧闹的当今世界，耐得住寂寞的人有几何？学者的内心和生活，也多是忙碌慌乱，很少有长时间能够安静下来潜心钻研，集中精力思考一些大问题，做一点大学问。
我觉得，做大学问也需讲究一种“气”。这里所说的气，是指气概、气质、气度、气魄等等，是一种精神方面的抽象的概念。若有激情和大气，对做大学问也未尝不是好事。要写出有气势有气韵的文章，最好应具备一种高贵的气质，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顽强气概，心胸宜宽阔，眼光应远大，应追求一种崇高的境界。体现在研究问题上，就要知难而上，敢于啃硬骨头，向难度大的选题挑战。“气”的另外一方面是最好要有灵气、书卷气。晋代的葛洪曾指出：“丰草不秀瘠土，巨鱼不生小水，格言不吐庸人之口，高文不堕顽夫之笔。”（《抱朴子》外篇卷15《审举》）做大学问不仅需要智性的生活，还需要灵性的生活。而灵性的提升需要澄明的心境。由静致明，心静方能澄明。胸怀高洁的作者写出的文章，往往透露出清雅脱俗的灵气和才气，通篇贯穿着一种流畅洗练的文气。当然，如果读书只是为稻粮谋，小打小闹混一碗饭吃，那另当别论，对其不必有太高的要求和期许。
人生有所得必有所失，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要做出真正高水平且能流传后世的成果，除了要有一定的天资以外，非得要有坚强的毅力和艰苦的付出不可。而要达到较高的境界，就不得不舍弃一些。我很赞同发明激光照排技术的王选院士的观点：真正的科学家往往无法享受常人能够享受的乐趣，但却能体验常人无法体验的乐趣。有的人可能不容易理解为学的乐趣，但正如“庄子秋水我知鱼”的典故中的对话：“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对一个有所追求的文科学者而言，坐下来写作――过去为爬格子笔耕现在为打键盘码字――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因此，坐冷板凳对有些人来说，是苦中自有乐，乐在吃苦中。
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就是写专门史，而好的史书要求作者具备史德、史识、史才、史学，四者缺一不可。在德识才学四者之中，史德为首要，即能够做到秉笔直书、刚正不阿。一般情况下我们提倡隐恶扬善，但写史却提倡不虚美、不隐恶。作为李均博士的导师之一，我知道他写作此文已经尽量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并花了不少心思去构思，采用纪事本末体，展开宏大叙述，以避免写成流水帐似的史书。只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内容庞杂，其中又牵涉到许多今天的当事人，有些问题不易着墨，确实颇费斟酌。如何将繁富的内容去粗取精，由博返约，并把握尺度，使历史著作在存史的同时，更多地体现资鉴的功能，还值得李均博士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体悟。


（李均著：《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